48岁的李骁军说没人会关注他，除非加上title，IDG资本合伙人。 

在IDG工作17年，案头上，他的成绩单很说得过去：小米、拼多多、锐迪科，有互联网，也有硬科技。李骁军也凭着这些案例连续7年登上福布斯全球投资人榜单。但他坚持认为成就属于IDG，也不承认好成绩和个人能力之间的关系。 

这很IDG，也很李骁军，有时间和经历打底，就会否认过于简单的公式。

IDG是最早在中国做风险投资的机构，1993年开始在此扎根。李骁军2004年加入，一呆就是17年，参与了IDG大半的中国发展历史。他见证了从早年的20多人中国团队，发展壮大，经历了IDG有争议的时刻，又参与到逐渐重塑的合伙人机制里来。 

从一名普通投资人到IDG合伙人的李骁军，也是这家机构对外的一张“脸”。这张脸清瘦，常年戴着一副无框眼镜，谈吐温和，标准的东方男性。这张脸代表的是时间沉淀下来的经验和历史。这样一来，我们再去解读“老牌机构”这样的标签时，IDG得到的不再是单一的偏见。 

不过，我们的对话倒是从“偏见”开始的。

主持人：杨晓磊，投中信息CEO，学习积极份子，投资圈隐形KOL

嘉宾：李骁军，IDG资本合伙人，“看过最多A轮项目”的投资人（不服来比）

老牌的VC，百年的老店

杨晓磊：我跟很多人聊天，发现他们对IDG会有偏见，但评价是葫芦型的，要么说IDG基业常青，要么就是说IDG老了。

李骁军：我听到的高频词也是“老牌”，毕竟20多年了，人家有偏见免不了。

一家机构要改变别人的偏见需要很久的时间，不用着急去辩解。而且，任何词都是有两面性的。你说“新锐”，它的另一面就是没有经验。“老牌”呢，一方面是老，但同时也有更多跨周期的长期经验积累，见过更多世面，比较“抗造”。 

杨晓磊：20年的时间，IDG是怎么看待周期、应对周期的？

李骁军：一方面是外部周期，一方面是机构周期。外部永远是找新机会，内部更多是培养人，建立机制。内部最显著的变化是规模扩大，投资阶段更全，IDG也是从VC到PE，到并购。我们希望做到持续有影响力、持续机构化。 

中国创投毕竟才20多年历史，大部分机构没有真正面对过系统的机构化和传承这些问题。

杨晓磊：你的意思是，类似于很多公司所说的百年老店，大家看IDG除了看投资，也是要看一家机构如何活得更长久？ 

李骁军：我们跟公司的组织架构还是不一样。做早期投资没办法真正的规模化，而是更讲个人能力。

我们是经常说“百年老店”，但过程中更多看的还是未来五到十年，你用怎样的机制才能让团队保持稳定？在VC团队里，怎样保证持续培养出厉害的投资人？这就是我今天思考的问题——虽然检验我们的还是“每年到底能否投到好项目”。 

杨晓磊：最近哪个项目让你受到触动？ 

李骁军：每一个。大到上市小到融资，都会触动你。尤其是没投到的，你会去想为什么没有投到？是因为没有看到？还是做错了判断？

我们也会遇到给了TS，但阴差阳错错过的情况。每个人都可以讲“差一点”的故事，但对LP来说，这都不是理由，没有投到才是事实。

当然，我们的后期基金还是可以继续瞄准合适的时机再进入。所以这对我们也有两层积极的作用。第一，通过反思，下次做得更好；第二，IDG有早期、PE、并购的投资，面对长期有价值的企业，我们还有机会弥补。 

杨晓磊：你说的“没投中”，是看过没投，还是没看过？ 

李骁军：没有投中是一个结果。即使投进去了，也会有人问你有没有足够多的股份。

机构都想避免“没投中”，所以覆盖面很重要，我们的要求是至少要有看牌的机会，覆盖是一种长期的、持续的、系统化的能力。另外，一旦决定投资，就一定要能抢得进去，各种办法都可以：个人能力、机构能力，行业能力，必须要执行出个结果。 

杨晓磊：“没投中”似乎难以避免，有什么绝招吗？ 

李骁军：其实运气非常重要。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把运气说得很透彻。

文章说，人有四种运气。第一种是“纯粹的运气”，天上掉馅饼。 

第二种是“要做到的运气”，就是你一直站在那忙着总会碰到运气。 

第三种，“给有准备的人的运气”，你要做研究、分析，更系统化的布局。比如连盟投到了SHEIN，因为他和团队之前投过服装，也投过出海，看SHEIN他就能感知到确实有革命性变化。

我们投小米之前，也投了很多手机设计公司。再看到小米，有些信息点就能稍微连起来，判断的正确度就高很多。 

第四种就太厉害了，是“独特能力的运气”。只有你有某种能力，别人必须通过你才能办成事。

意思是说，你潜水能潜得很深，并能准确地打捞某个物品，这可能是最高境界。比如半导体我不是什么都懂，但其中一块我特别熟悉，努力做到极致的精专，这里的认知壁垒就建构起来了。这么激烈的竞争，你在这一块具备独有的见解、口碑，那你的机会就是比别人大。   

杨晓磊：有意思，照这么说，这四种“运气”里有些运气是需要主动性的，你会据此设定KPI吗？

李骁军：我不会，但可以反向检验。比如今年过半了，我会问同事，这半年最火的项目是什么？业务涨得最快的是什么？我们在不在里面？如果不在，我们为什么不在？等于是复盘机制，检验你到底做得怎么样。 

KPI不能在这里用，它带来的效果你不能预知。比如我可以跟年轻的同事说，你今年必须要投多少个项目，但管理的激励机制一变，执行的动作就会变形，他们推项目就不自觉会把项目美化。 

杨晓磊：2021年的半年复盘会，有重要的结论么？ 

李骁军：这我肯定不会讲。比如你问我内部最好的项目是哪个，我不会告诉你。 

杨晓磊：领域呢？

李骁军：也不能说。你想，如果真的特别看好某个领域，我肯定想，“算了，我再憋一会儿吧”。 

杨晓磊：哪个案子对团队影响特别大？ 

李骁军：没有投到的好公司影响其实都挺大。不过没有看到的不多，这一点上我很认可我们团队。 

这个行业就得放眼长期，往远看。你的积累是正向的，每个组织和个人都有一条曲线。坡度可能有区别，但都会一直向上。你年轻的时候可能感受不到复利，但慢慢你会意识到，越来越有复利效应。

杨晓磊：你是指你做投资十几年的复利，还是二十多岁的IDG的复利？ 

李骁军：都有。做一个投资机构的合伙人，必须培养年轻人。很多人都会问，IDG到底有什么优势？你们未来怎么样？做VC，要持续培养出厉害的年轻投资人，而且还能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这个机构就一定能长期朝前走。

要论机制，没有哪家机构像IDG走得这么靠前。我们经历过阵痛和变化，今天的IDG比10年前要强很多，有熊晓鸽、周全那一代人给我们机会，站在他们的基础上，IDG变得更有系统能力和活力了。

这话你可能听起来像自己给自己打气，但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杨晓磊：你的意思是说，IDG的机制建设，更能应对投资行业接下来的复杂性？ 

李骁军：对，我们现在有几个人在几个行业都能成为专家，决策质量会好很多。VC最好的商业模式，就是花最有效的时间在最厉害的创业者那里。这套机制确实需要花很多时间，但我觉得，把不同行业的投资决策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在今天可能不是最优解。 

杨晓磊：是因为风险厌恶吗？ 

李骁军：不是风险厌恶。没有人有super power。在to C上证明了，不代表to B就可以。我看芯片，只在一小块里厉害。所以你哪怕投资的能力比某人差，但可以在一小块比他厉害得多。

确实今天行业太散，但投资终归比的还是你在某个局部的人脉、能力和认知。没有谁每个行业都懂，不可能的。

杨晓磊：按你说的，尊重个体，尊重同事，尊重不同职级的同事，就是把决策的权利让渡出去吗？

李骁军：我理解你的问题。你是说集中决策更有效率，你说得没错，集体决策跟个人决策之间，大家都想去达到平衡，但非常难。

短期来讲，其实我是认同个人决策的。我们每个项目都有主导合伙人，他是为大家负责任的。我很爱说这一条：投对了，大家都有贡献；投错了，合伙人的错。

所以我没有特别好的答案。虽然我们集体决策，但如果连盟推一个出海项目，我愿意以他的意见为主导，这不是纯粹量化的决策机制，我就是应该在这种问题上相信他。这种“信任文化”和合伙人制是共生的关系，机制建立的核心就是培养同事成为可信任的人。

今天这么多机会，完全集中在个人决策上是好办法吗？我很怀疑。以前只有to C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因为大家的生意模式类似，都讲究高频、刚需。但今天，我觉得不太可能。

相信“大趋势”，具体是怎么判断的？

杨晓磊：之前我看奥普拉秀，迈克尔乔丹说NBA变了，原来打球是“我的秀非常好看，你愿意支付门票”。今天是没进NBA已经给你巨额薪水，全靠潜力赚钱。风险投资似乎也是这样，回看过去十七年，到底是竞争比原来大了，还是说业态已经发生变化了？ 

李骁军：我觉得VC的商业模式没变。永远是我放钱进去占股份，公司上市了或者长大了我赚钱退出。但VC挣“相对的钱”比挣“绝对的钱”更重要。为什么？“相对的钱”才能证明你是不是行业里面最厉害的。 

你当下是不是行业前三？你是不是比十年前更强？你说这两个问题哪个更重要，我觉得行业排名更重要，你跟十年前没什么可比性，因为时代变了。

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这样。LP是资产分配，人家已经想好了投多少钱，他只是需要决定要不要投你。他要看你做的是不是行业最好，绝对收益有时候反而没那么重要，你毕竟是在大趋势里。 

杨晓磊：相信“大趋势”的前提下，具体的判断怎么做？比如芯片。

李骁军：我们没办法跨越周期去看未来。谁有本事说五年前就能看到今天芯片的局面？只是阶段性地比别人早看到，你甄别、挑选出的项目是更好的。

当然有人是信念性投资。信念投资就是把鸡蛋放一个篮子里，肯定比分散投资赚得多，但我认为信念性投资没法重复，不理性。

每个人投资风格不一样，硅谷VC也有两种风格，一种是见招出招，一种是提前做研究。坚持自己挺好。如果我们团队有人跟我方法不同，但大家还能合而不同，那是最好的境界。 

杨晓磊：你觉得当下最大的“势”是什么？

李骁军：不知道。大家聊起来会说AI、半导体、消费品牌、渠道下沉是“势”，但是你说最大的“势”，我也不知道。最大的“势”被共知了，就不可能叫“势”了。我也不觉得我有本事能知道未来的“势”。我认为很多微信文章的认知好像都比我厉害，粗略一看，觉得人家都挺有道理的。

杨晓磊：所以你认为谈“势”的人其实是瞎编？

李骁军：我只是觉得投资者是后知后觉的，首先投资者肯定是慢于创业者，创业者还没去做，投资者不可能想出太超前的东西。

杨晓磊：但你至少要守住“势”，方法是覆盖得全吗？

李骁军：对，覆盖是很重要的业务指标，是可以通过系统化的努力，一定程度上实现的。它可能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

杨晓磊：IDG的VC团队能做到吗？

李骁军：我们有分工。有人看toC，有人看交易，有人看to B；还有系统地通过数据、FA、更早期的机构去覆盖人；还有行研，看了A抓紧去看B，相关的、竞争的、上下游的；此外还有随机的，比如你正好参加会议碰到一个人。做投资脑子里永远要上一根弦，你永远不知道那个人什么时候出现，事情什么时候发生。

杨晓磊：你对投资阶段有追求吗？我看有些投资人很讲究投得早，但也有人会说自己就是擅长B轮。

李骁军：当然，我认为越早越好。对VC来说，A轮是我们主战场，如果错过，B轮也投，偶尔是C轮。作为早期投资人，越早发现——至少比别人更早发现，这种成就感是在的。我可能是看过“A轮项目”最多的投资人了吧。

杨晓磊：对哪几个细分赛道，你觉得是势必要投到的？ 

李骁军：第一是半导体，我的专业。另外是结合性质的，比如AI机器人，能把AI、视频算法，和行业应用结合起来的，是我特别感兴趣的。

我兴趣很多，今天最大的遗憾，就是我没那么多时间搞清楚那么多事情了。我很羡慕年轻投资者，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 

其实投资最好的状态就找着了项目，从头到尾跟着，一手做项目特别重要，虽然现在忙，我也还在尽力一手做项目。  

杨晓磊：你个人的投资组合也挺杂的，互联网、芯片、消费都有。 

李骁军：我是好奇心驱动。投资者的认知通常比你认识最好的创业者低一点，如果投不到最好的人，那我的理解就不够好。所以我经常问年轻人，你见到的最厉害的创业者是谁。 

那么回答你的问题，看人这方面决定了我比别人更杂、更广一点。但投资总有一个由专到杂的过程。年轻人要专业一点才有积累，到一定程度，可以稍微打开一点自己。 

杨晓磊：那你见过最厉害的创业者是谁？ 

李骁军：我只能说我总结过最厉害创业者的特性，就是有自洽的世界观。不一定完美，但能自洽。另外，还有知行合一，投资者有很多纠结，但创业者很坚定——认知了，然后去执行。   

杨晓磊：你会拿总结的这套“好创业者”标准，去框项目吗？ 

李骁军：不会，但可能潜意识地会判断一下。现在和创业者交流，我会特别在意他为什么做这个事，为什么在今天，为什么不是别人，到底哪里存在创新——这个框架特别重要，这几年我更深刻认知了框架的意义，以前就比较在乎细节。 

而且我发现最好的沟通都是没有PPT的，很多赚了大钱的沟通，都没有PPT。一旦有PPT，沟通质量有时不太理想。 

有PPT的话，投资人其实就很省事，听就行了。没有PPT的话，我会绞尽脑汁问对方问题，要快速回应对方提出的问题。虽然见创业者每次1小时挺累的，但我总是希望有惊喜。   

杨晓磊：为什么你需要1个小时，有些人只要30分钟？

李骁军：首先是礼貌，我们是服务类行业嘛。 

其实就两点：一是突破成见，有时候你看对方的打扮、表情会有成见，你需要时间去突破它；二是大部分的创业者都有思考，不会浪费时间，我老觉得创业者比我的时间宝贵才对。你的工作是帮人管钱，你就像一个服务生，希望见到最好的创业者，那么这1个小时要对人有起码的耐心。

另外，我跟人第一次见面的话不约饭。以前有个活生生的例子，跟一个创业者约了晚饭，在户外，又是夏天，干扰很多，讲了20分钟我也没有听明白，最后就是错过了好几亿美金的回报。吃过这种亏以后你就怕了，之后真的，第一次见面坚决不吃饭，一个小时谈话都不够，我还敢吃饭？  

杨晓磊：你是在哪个阶段意识到你的方法论开始成型了？

李骁军：其实一直在修修补补，通过经验教训或者小成功，一点一点编织，而且这套方法论还很难讲清楚。

杨晓磊：你投到了小米，后来投到了拼多多，这两个案子的方法论有哪些不同吗？

李骁军：这两个都简单，就是人很强。他俩都是重复创业者，我们最喜欢，特别还是有小成的，因为他会有更大的目标。当时只是要尝试投进去更多，投与不投的决策不会纠结的。 

你做对了的时候，事情都相对简单。我的意思是，成功的案子都没那么复杂。我的挫败、纠结，哪些没投到啊，事情远远比做对的时候要难的多。

杨晓磊：所以现在投资芯片也不难对吗？ 

李骁军：相对简单。芯片毕竟需要经验嘛，圈子里那几个好公司出来的管理层我都敢投，因为我知道他们是谁，也知道他们比其他人明显高一级。 

很多人都拿“别人贪婪我激进”这句话来说，但事实是不大可能做到的。你本身就在市场里，每个人都会持续地影响着你，比如别人一投，你就会想，我哪一点想错了吗？别人给这个价我是不是就应该拿下？这种事情天天都在发生，一级市场你进入机会就那么几个，早期投资可能更是只有三次机会，我下不下手呢？

我们每天都在各种不完美的情况下做决定，那种——这人我认识、估值又挺低、行业也还挺好——完美的情况，很少的。总会有点让你不舒服的因素：比如创业者挺好，但估值高的不得了。

杨晓磊：IDG十七年，最能代表你个人的项目是什么？ 

李骁军：我从不讨论这个问题。

杨晓磊：成就你的项目呢？ 

李骁军：也不讨论。因为你看到的信息可能比我更多，我不觉得赚钱就一定是能力的体现，也可能就是运气，所以没法儿回答。不是说我不礼貌不回答，而是确实是这样。

杨晓磊：哪个项目能够代表你的方法论和价值观？ 

李骁军：只要投成的，基本都是方法论跟价值观在起作用了。

“VC历史上没见过谁能占到50%市场份额”

杨晓磊：一级市场大机构募的钱越来越多，这种竞争对你有什么影响？

李骁军：头部效应在任何行业都有。不过VC还好，从历史上看，PE可以放大、并购可以放大，但VC放不大。VC跟人特别相关，一个好的投资人的培养时间必须要那么久。 

今天竞争那么激烈，我认为肯定还是有小机构能做得好，做好某个领域，一定有他的一席之地。

大机构也会遇到问题，每个人能做的案子有限，不像二级市场买股票。VC没法儿把市场全占了，这跟合格投资人是一码事，“合格投资人”就那么多，也不可能都集中在一家基金，这是你没法用资本来解决的。 

外卖市场或许能做到七三分，有些行业能做到八二，但VC历史上也没见过谁能够占50%的市场份额。

杨晓磊：但是也有机构一年出手200次。

李骁军：投当然是可以，但还是那三个问题：“管”怎么办？要没投对怎么办？团队有没有足够多的很厉害的投资人？钱是不是足够多不是最重要的。 

杨晓磊：如果有机构钱足够多，覆盖得就多，框住最好的公司的概率不是更大吗？ 

李骁军：有足够多的钱，你就可以去做更后期的投资。早期市场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如果只是靠钱，我跑到那么前面干嘛？等你们打得差不多，我去补后面的就够了。

杨晓磊：还有一个问题是价格。很多早期项目都以“亿”计融资了，你没有足够的弹药，很快就投完了。 

李骁军：是有这种压力，但目前还好，大家的时间也都是有限的。 

杨晓磊：我过年前见另一家头部美元VC合伙人，他说他们的压力是来自于招聘。跟你的观点类似：有没有合适的人管钱，才是真正的压力。

李骁军：对。压力不来自于募资。头部VC募资压力都不大。  

杨晓磊：很多机构这几年喜欢“打群架”，一个赛道放很多人，能更有效地拿下案子。 

李骁军：这个方法是绝对是对的：懂行业，有特别强的人，又有足够多的钱。但也不是一味铺人的事，怎么把优秀的人聚到一起做更厉害的事，是更重要的。

杨晓磊：人们说“打群架”是IDG发明的。

李骁军：确实有人这么说。我觉得他的意思是指“合伙人文化”，大家一块去销售，或者一块去谈项目。我们每个项目都有合伙人对决策负责，但合伙人文化就是要有配合，一个人没法儿融那么多钱、做那么多事嘛。你可以依赖集体的帮助，但不能指望别人帮你下决定。 

杨晓磊：IDG的合伙人机制、组织能力这几年有没有变化？

李骁军：有。现在VC、PE、并购这些决策都是有分工的。过去几年，组织的成长是很明显的。每年开LP大会和公司年会，从侧面都很明显就能看出来组织的水平在显著提升。   

杨晓磊：刚刚说IDG比十年前强太多，这是内生的、还是外部冲击带来的？

李骁军：各种都有。市场竞争肯定是起到很大作用。 

杨晓磊：IDG长老会现在还存在吗？ 

李骁军：其实就是合伙人，套了个名词上去。   

杨晓磊：但是这个名词套上之后就显得很超然了，有很大的光环。 

李骁军：我不觉得，从刚进这家公司，我就可以挑战那些合伙人，我一直没有觉得他们离我很遥远。IDG这家机构就是这样，你有本事、有能力、肯努力，你也可以当老大，机会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

(文章来源：投中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