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星资管
正确的事情往往是艰难的。但我们必须做艰难而正确的事情。
不要浪费每一次压力。我们必须打破“经济好的时候没动力改革，经济压力大的时候又不敢改革”的怪圈。
一季度数据好于预期，4月份数据低于预期，尤其是房地产、民间投资、工业企业利润、消费、出口等几个关键数据走弱引发担忧。这表明经济修复既不是一条直线，也存在不小的结构性挑战。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如何打好经济修复战？最近两类观点引发热议，虽然都不太靠谱：
• 吴晓波“只有救楼市才能救内需”：吴晓波认为，提振当今十分低迷的国内需求，亟需找到一个大的投资和消费池子，此事宜早不宜迟。环顾天下行业，动一子而活全局者，恐怕非房地产莫属。因此，只有救楼市才能救内需。对此，吴晓波提出五条建议：尽快对房地产税和产权到期问题作出具体的法律安排和明示；降低改善型住房的房贷利率；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全面取消限价政策；认真落实“三支箭”和保交楼政策。吴晓波不认为自己的建议是“吃旧药”、走回头路，而是“吃旧药，走新路”，真正推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战略转型。
• 余永定“提振经济仍需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余永定认为，一定要明确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总需求不足。消费需求难以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第一动力。基础设施、技术改造创新和产业链重塑投资，应该成为启动2023年中国GDP增长的一个重要方式。中国有必要采取更为强有力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财政当局有必要提高赤字率、增发国债；货币当局应该进一步降低基准利息率。
对上述建议和呼吁，笔者并不赞同。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我们经历了多次经济下行风险。为了缓解压力，曾经多次尝试靠房地产、基建、货币刺激、财政刺激的方式来稳增长。结果只有两个：
1、稳增长的效果，仅仅是昙花一现。
2、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制造出了更多更大的问题。
例如，2009-2010年的“四万亿”，固然带来了经济增速的迅速反弹，但也导致了地方债务严重失控、产能严重过剩、房地产价格泡沫化、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宏观债务风险激增等一系列“后遗症”。为此，中央在2015年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去杠杆、去产能、去房地产库存。
房地产的刺激也是如此。房地产的短期经济拉动作用不必讳言，但房地产泡沫化的“长期负作用”亦是严峻考验。我们不能忘记，2015年房地产去库存之前，全国房价普跌、悲观情绪弥漫，然而2016年深圳房价暴动，一年大涨96%，让所有人目瞪口呆。
已经交的学费，岂能白白浪费？
如果把房地产、财政货币刺激比喻成“麻醉药”的话，靠麻醉药能治好病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评价一项政策，不仅要看其疗效，更要关注其副作用。
笔者所极力反对的，不是稳定房地产、稳定经济的必要性，而是一味指望“嗑药”来自我麻醉的鸵鸟思维。
或许有人说，当下压力大，先稳再说，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嘛！
错！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压力大不仅不是不改革的借口，而且是改革最宝贵的动力之源！压力倒逼改革，始终是一条宝贵经验。我们必须善于化压力为改革动力，而不能一再浪费这样的改革机会。
若论压力，当前的压力远远比不上90年代。当时，通胀率一度超过20%、国企普遍亏损、三角债剪不断理还乱、银行资产不良率一度飙升至30%以上的天文数字......“中国经济崩溃论”在西方社会开始流行。然而，当时决策层以巨大历史勇气推动改革：国企破三铁、银行市场化、价格市场化、放开搞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分税制改革、加入WTO......最终，中国经济绝地反击，开启了波澜壮阔的高增长，让华裔学者章家敦的“中国经济崩溃论”沦为历史笑谈。
这充分证明：只有改革开放，才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吴晓波、余永定的建议，不仅不靠谱而且很危险。何也？凯恩斯说的深刻，“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就长期而言，反正每个人都是会死去的）”。也就是说，“行为短期化”是一个致命的诱惑。房地产、货币刺激，这类短平快的建议，很能迎合一些官员的心理需求。
必须认识到，房地产压力、地方债务压力都是问题的表象。真正要重视的问题是：民企的信心和预期，消费者的信心和预期，各级官员的积极性。
这些问题，都不容易解决。正确的事情往往是艰难的。但我们必须做艰难而正确的事情。
不要浪费每一次压力。我们必须打破“经济好的时候没动力改革，经济压力大的时候不敢改革”的怪圈。笔者呼吁，要抓住当下的压力，将其转化为改革动力，不失时机推出一批有份量的改革。
应该从哪里入手推动改革呢？从问题出发，当前压力最大的问题是：
1、民间投资增速低迷，民企信心需要提振、预期需要稳定。为此，建议出台一批扩大民企市场准入，打破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的政策，中国联通等“混合所有制”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入推进。
2、消费持续动力不足，疫情的“疤痕效应”需要修复。为此，建议以“四万亿”的魄力补贴中低收入阶层消费。同时，推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实质性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2、地方政府、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凸显，缺乏可持续性。为此，建议构建对地方政府支出的“长牙齿的”约束机制，从机制上遏制政绩冲动、新官不理旧账的行为短期化问题，从机制上让地方主政官员不能“只管借债不管还钱”、财政支出“只顾政绩不管效益”。
3、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最近几年，房地产行业陷入资金链困局，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仅仅“保交楼”，显然不足以稳定房地产市场。为此，建议恢复房地产企业的正常融资需求，通过REITS开辟新的融资渠道，以“空置税”增加租赁市场的有效供给，将土地出让转变为国有资产经营以纠正土地财政寅吃卯粮，消除制约城市化进程的体制机制藩篱。
4、最近几年的国企扩张，主要不是效率驱动，而是资源配置的低市场化所致。要防止国企扩张带来新一轮不良资产压力。为此，建议进一步推动国企的市场化导向改革，尤其是构建去行政化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市场化的激励机制、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国有与非国有股东公平行使权利的现代公司治理机制。
5、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是资源能否优化配置的决定性机制。但近年来民企、国企在获得金融资源方面出现了显著的“非中性”。为此，建议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融资比重，消除制约民营银行发展的不合理规则，深化国有银行市场化体制机制改革，让银行愿意给民企贷款、敢于给民企贷款、能够放心给民企贷款。
值得推动的改革还有很多，但上述几点可以成为当下的突破口，可以对提振信心、稳定预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即使短期效果也远胜于麻醉药，长期效果自然更不必言。
1991年初，在谈到未来上海的改革和发展时，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说，第一是开发开放浦东，第二就是要推进各项改革，并称1991年是个“改革年”，还借用曹操的话说：“何以解忧？唯有改革。”（曹操：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何以解忧？唯有改革。”这句话不会过时。当前中国经济改革棋至中盘，还有大量改革有待完成。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336条改革，是引领中国走向“包容性发展”的重要顶层设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新局面。十八届三中全会画龙点睛地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在2023年两会中外记者会上，李强总理强调：
• 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我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进程中，还是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深化改革开放中不断增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的不二选择。只有向改革要动力，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当下，正是不失时机推出一批重大改革的历史机会窗口。
